痛别！常熟籍历史学家戴逸逝世，他用毕生心血著《清史》……

桃花源记

1月24日上午8时12分，常熟籍历史学家戴逸逝世，享年98岁。

戴逸先生在书房中。于晓静摄于2011年3月29日

戴逸，1926年9月出生于江苏常熟，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。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、图书馆馆长、清史研究所所长、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、中国史学会会长。现任国家《清史》编纂委员会主任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。

戴逸是中国清史学界领军人物，著有《中国近代史稿》《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》《简明清史》《乾隆帝及其时代》《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》《清通鉴》等40多部著作。

2002年，我国《清史》纂修工程正式启动，戴逸任《清史》编纂委员会主任。2013年，戴逸获得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。

我有幸生长在常熟这片有深厚文化积累的土地上，受益于才华横溢又诲人不倦的老师的指点，每每想起，总有亲切甜美的感觉。

—— 戴逸

对家乡常熟，

戴逸先生有着深深眷恋。

几年前，常熟文史专家沈秋农

对戴老进行了一次专访。

戴先生1931年开始读书，先是就读于虞阳小学，读到三年级就转到一街之隔的塔前小学，直到1937年小学毕业，因此在戴先生心目中，这两所小学都是他的母校。

戴逸自述：

“小学时，我不吵不闹，不好说话，不愿交往，不爱读正课，从不好好阅读课本，却爱好各种游艺，读各种小说、连环画，因此成绩劣等。

家里书读过了，我就到我家斜对门的瞿家去借书看。我父亲和瞿家主人瞿良士很熟。瞿良士是古里铁琴铜剑楼的第四代传人，他有三个儿子，瞿济苍、瞿旭初、瞿凤起，他们比我长一辈。

我还喜欢听苏州评话和看京戏，有一次方桥茶馆中来了一位说评书的苏州人，语言生动，妙趣横生，口若悬河，神采飞扬，我悄悄去听夜书，听出了神，忘记了回家睡觉，家里以为我被坏人拐走了。

到小学毕业时，我有几门课的成绩不及格，知道毕不了业，到毕业典礼那天我就一个人无精打采地在家里看弹词小说《天雨花》。后来还是学校“奉送”毕了业。

小学毕业后就是报考县立中学。发榜那天，我父亲去看榜，回到家里沉着脸，一言不发，我情知不妙，连羞带怕，就躲到大步道巷祖母家中住了一段日子。

小学毕业那年，抗战爆发。在日军进犯常熟前夕，我们全家逃难去了苏北，两个月后回到常熟，不久父亲就带着我和两个姐姐去上海读中学，母亲则带着5个弟妹留在常熟读小学，我则无学可上。

每天晚上看到姐姐和同学在灯下做作业，我只能孤寂地在旁边看看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一种强烈的求学欲望升腾而起，于是就抓紧时间复习功课，发誓要奋起直追。

1938年夏天，苏州中学迁到上海四马路外滩办学，我前往应考，由于成绩差，只能是备取生，但总算有了上学的机会，每天都兴冲冲赶去上学。初中三年，我的学业成绩突飞猛进，在班里名列前茅。”

初中毕业后，戴先生去了苏州工业专科学校，只读了一个学期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不久后日军强占租界，他也就结束了长达四年的“孤岛”生活，回到常熟进了省立第七中学（抗战前叫孝友中学）就读，学校在北门大街集善医院对面。那年戴逸15岁。

戴逸自述：

“回到常熟后，我除了正常上学外，还经常去焦桐街金叔远先生家里补习《史记》。

金先生讲课与众不同。他先告诉我下一课讲哪一篇，让我先行自习，用朱砂标点，去上课时他先看标错了没有，错的，为你纠正，然后讲授文章大意与历史背景。当时他已经有70岁了，讲课一点不马虎。

下半学期主要讲汉赋和魏晋南北朝的文学，给我们上课的是杨毅庵老师。一次，我忽发奇想，问杨老师，你同四川扬雄有没有关系，为什么你是木字旁杨，他是提手旁扬？杨老师就开始注意我了。

我们学的《中国文学史》的课本由欧阳溥存编写，商务印书馆出版，这本书我喜欢的不得了，杨老师的讲课妙语连珠，出神入化，令人心窍大开，如痴如醉，所以我的成绩很好。

杨老师待我很好，我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学生。在1942年至1944年那三年的寒暑假，我都要去杨老师家中听他讲授历代文章体裁和著名诗文。

杨老师家住紫金街杨姓大宅院内，记得杨云史到常熟后也住在这里。当时，我想跟他学骈文，他不让我学。

杨老师认为骈文词藻华丽、内容空洞，刻意雕琢，不学也罢。他不教我，我又想学，我就私下里研读。

我曾读过一些骈文如《玉台新咏》、《四六法海》和清代张惠言、吴锡麒的文章，也写过一些骈文，有一篇题为《读桃花扇后》，自认为得意之作，却不敢拿给杨先生看，而是给金老佛老师看，金是南社诗人，嗜酒，贫寒潦倒。

他给我详细批改这篇文章，又给我讲了许多音律典故，我有幸生长在常熟这片有深厚文化积累的土地上，受益于这些才华横溢又诲人不倦的老师的指点，每每想起，总有亲切甜美的感觉。”

戴逸从常熟走出，

一个人，一辈子，一部书。

他的一生，

仿佛就是为了《清史》而生，

被称为“清史研究第一人。

清史是我的专业，我将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。可说是寝于斯，食于斯，学于斯，行于斯。清史是我的理念之归宿，精神之依托，生命之安宅。

秉笔直书，悬之国门，

是戴逸毕生的愿望，

编纂《清史》的种子

早就在戴逸的心底深深种下。

1961年，著名历史学家、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主动邀请戴逸共同筹备编纂《清史》的相关事宜。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编纂《清史》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启动。一直到2022年，《清史》的编纂工作正式启动，他也从当时一个而立之年的参与者，变成满头白发的掌舵人。

《清史》的编纂，

是新中国成立以来

最大的一项国家级文化工程。

3500万字的鸿篇巨著，

他说，即使

“跳到火炉里去，也要炼成”。

为此，90多岁高龄的戴逸，依然坚持每天伏案工作至少6个小时，为《清史》忙碌，在他心里，这是一生中最后、也是最重要的工作。在戴逸主持之下，《清史》纂修工程目前已进入最后审阅阶段。工程终会画上句号，而他与清史的缘分，将愈久弥醇。

常熟，是我可爱的故乡，山河如画，亮丽富饶，人杰地灵，才俊辈出。60多年来，我时常怀念那里的人和事。

山河如画，亮丽富饶，

人杰地灵，才俊辈出。

是戴逸眼中的常熟，

也是他深爱的家乡。

虽年少离家，但常熟的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都给戴逸留下深刻印象。无论是行笔著文，还是给友人信函，都流露出他的绵绵真情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，他在一篇文章中深情诉说：

我是在常熟城里诞生、成长的。这里的土地哺育了我，这里的文化氛围塑造了我，这里的亲朋师友教育了我，自己的性情、志趣、爱好、思绪和行为模式、生活习惯都在离开故乡以前定型了，我对故乡怀有深切的感情。我每次回乡探亲，当汽车驶进常熟城，首先要看到虞山和方塔，儿时熟识的塔影岚光，渐渐逼近眼帘，从心底涌起对故乡和母亲的仰慕和渴恋，我体会到人类心灵深处那种“寻根”“认同”的强烈感情。

戴逸在另一篇文章中也写道：

我的故乡常熟是一个不算很大的中等城市，自古迄今就诞育或居住过仲雍、言偃、周章、萧统、黄公望、瞿景淳、毛晋、钱谦益、瞿式耜、王翚、吴历、翁同龢、曾朴等许多重要人物。他们对于常熟这个鱼米之乡来说，犹如冠帽上镶嵌的一串明珠美玉，增添了耀眼的光辉。

1998年9月，戴逸先生在母校塔前小学

他也将

这份对家乡常熟的情感，

付诸到了实践中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首轮大规模编史修志工作启动后，常熟市人民政府就聘戴逸先生为《常熟市志》编纂工作顾问。

除了为《常熟市志》撰写序言外，戴逸还为《重修常昭合志》《常熟碑刻集》《常熟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词典》《常熟图书馆志》《塔前小学志》《常熟历史文化研究》等史志书刊撰写序言，为《常熟乡镇旧志集成》题签，为常熟档案馆馆藏的常熟老报纸申报国家珍贵档案撰写推荐意见……

2016年，戴逸先生表达了在家乡常熟建立清史南方研究中心的愿望，希望能将自己万余册藏书留在家乡，期待常熟社科研究领域能奇峰突起。2019年10月，经过为期三年的筹建，由原常熟县立图书馆改建而成的戴逸学术馆举行开馆典礼，并正式对外开放，这也是老先生为家乡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 。

痛别戴老！